文人何以乱政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唉，问题就出在后半句

一

托克维尔是带着满腔疑问开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的。

在这本政论名著中，他连续设问：路易十六时期是君主制*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而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为什么革命不是发生在根本不改革的年代，却要发生在已经开始改革的时候?

至少从革命的非理性和血腥而言，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文人变为法国首要政治家的后果。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文人的情怀和思想已不止于形成有影响的思潮，而是直接变成了革命措施和行动。

对于这个结果，托克维尔痛惜不已。在他看来，大革命前法国的情况并没有糟糕到非要“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地步，甚至相反，彼时的法国处于开明、宽仁和主动改革的良性阶段。

但当时法国*集权已形成，没有公共自由的政治框架。*在政治上式微，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实际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又流于因循，对新思潮，不论从形式到内涵，都一窍不通。

这些阶层之间及每个阶层内部疏离冷漠，没有机会共同参与日常的政治生活，无法像英国人一样，有逐渐改变体制的机会和空间。

而种种社会问题冲突所造成的政治分歧和对立，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理性表达沟通，就只能潜行于文学之中。于是，公众激情转化成了政治哲学，作家成为真正的意见*。

二

什么是文人情怀？不管是彼得要塞里囚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延河边上座谈的我朝文艺工作者，都推崇一句格言：“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问题就在这句名言的后一半。只有高于生活，才能够成为艺术作品。所以，异于事实，悖于常识，把事实或感情集中提炼拔高，才是文艺作品成功的基因，也融入了文人作家的血液之中。

“高于生活”怎么体现？过于浪漫的爱情故事、过于恶和过于善的人物、过于戏剧化的浓缩故事、不切实际的施政目标、对现政权之弊和新政权之善过分放大、对形式新奇的事物和人物盲目推崇、将新旧完全割裂的进化观等等。对1789年的法国人来说，就是非建设性、非理性地全盘否定和毁灭现行体制的激进“革命”，其摧毁的对象包括法律机构、宗教机构、政府，当然还有踞于塔尖之上的那个人：国王。

“高于生活”对于我当朝人民来说，亦不陌生。我们有过“十五年追英超美”、“粮食亩产万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这些天方夜谭，作家们相信非常重要，因为一种观念或者宗教成功的*要素，不是内容的正确或高深与否，而是传播力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恰是*的传播途径。

比如，《圣经》就是一本大型故事书。每篇不长，千字左右，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如谋杀、争权、复仇、惩治、食色、叛逃、灾难、救赎、战争、神迹等等，差不多就是一个好莱坞式的题材库。

将疯狂的癔想放到美妙的文学作品里去，传播有效之外，百姓也更容易相信。于是，更大的疯狂往往随之而至。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朝DZHJ各大板块，都配有那么多的文艺团体！为什么文人会在半个世纪之间被“前恭后倨”！

三

本来，在对待文人的问题上，我绵延千年的天朝，上至列皇，下到百姓，都要比法兰西的路易们清醒得多。所谓“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就是全民共识，甚至文人自身，亦自知其短。

因此，精明如中国帝王，一方面用科举把绝大部分文人变成循吏，“冠盖满京华”；一方面使那些高于生活太多、变不了循吏的“文人中的文人”如李杜孟柳，继续飘着，“且去浅酌低唱，要这浮名作甚？”

帝王们知道，自古文章憎命达，现世仕途不顺，来世文章千古。真正的文人不会因此而埋没，反而会做出更好的诗文。所以，孟浩然怨声一出不才明主弃，唐玄宗毫不客气顶了回去：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再次放归山野。

治国有循吏，著书有才子，如能各就其位，也就相安无事。但在历史长河中，当固有的社会治理架构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往往有一些越位者乘乱而起，为害不浅。特别是文人主政，为诸害之中尤烈者。不论是真文人，还是空有文人情结者。

古罗马暴君尼禄是狂热的诗歌和戏剧爱好者，改汉的王莽是理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隋炀帝是文学青年。近代以降，希特勒是蹩脚画家，墨索里尼曾经是记者，清末到民国时期，以洪秀全为首的大造反家大多为落魄书生。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在作家文人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惨烈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