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顺便解决*问题

我一直奇怪，中国人这么热爱足球，为什么肯让孩子去认真踢球的家长，那么少？

看着北京35万元一平米的*，看到南京市对外地学霸们施以“青眼＋媚眼”的新闻（非本地户籍硕士学历以上人士豁免购房资格），我眼前出现了*和一条大鲨鱼的海报，还有那句震聋发聩的旁白：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什么样的“买卖”？

比如千中选一的公务员考试，比如央企国企名企只认211和985大学硕士（或以上）的招聘广告。

正是因为社会强力机构和组织（就是老百姓眼里的“好单位”）的学历崇拜，美化、固化了应试教育体制，间接使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就业失衡，也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和那些无比牛逼的校长。

怎样的“杀害”？

根据“二八”定律，学霸型学生只能占少数，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的学生，都只能是少数派。

问题是，*里只有“应试”一种评估和选拔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除了学习成绩优异者，其余学生都难以贴上*的标签。

对于非学霸学生，这种歧视就是一种“杀害”。

更大的“杀害”，则发生在学生进入社会之后，比如南京市出台的高学历人士可以豁免或降低购房资格要求，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招聘中的学历崇拜。

那么，是不是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取消或弱化应试教育，甚至企业招聘也改变以学历为主要依据的做法呢？

当然不是。

因为应试教育仍然是“坏中之*不坏”者。首先，它是*公平的选才方式。在贫富强弱分化日益严重的中国，应试教育仍是弱势阶层*的出头机会。

从企业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名校和高学历的学生，的确表现得更有志向、更有能力，易于成为企业的骨干人才。大家都做过学生，应该知道，那有随随便便考到700分的？

问题不在于应试教育本身，它只是社会就业情况在*的投射而己。也不在于企业的择名校而取，因为从概率上说，那是企业*化的选择。

那问题在哪儿？

举一例说明。我一直在奇怪，中国人这么热爱足球，为什么在中*里，肯教孩子去认真踢球的家长，比以前少了那么多？

因为对孩子将来的出路心里没底。*、就竞技体育而言，将来能取得*以上锦标的孩子，是凤毛麟角，难度比考上清华北大更甚。*、一旦取得不了锦标，退役之后的就业范围、稳定性、收入水平，远不如考到一所好大学更靠谱。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有艺术细胞的学生，比如音乐，你就是拼了命学琴，将来成为另一个朗朗的希望有多大？

而计划生育年代的后果是，大部分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不愿意拿他们的前途冒险。

家长为孩子择业的标准，无非是收入高、企业稳和职业体面等。在他们眼里，恐怕只有公务员、央企国企名企员工，才入得法眼。

症结找到了。没有优等应试成绩的学生，即便有其它才能和特长，在社会上也难觅“收入高、稳定、体面”的工作。

还是举体育的例子。起码在大城市里，有着业余体育爱好的人数非常之多，已具经济规模，特别是一些有趣味、可健身、助交际的项目，如四小球（羽、网、乒乓、高尔夫）、三大球（蓝、足、排）和健身大类，都有非常雄厚的商业运营基础。上述项目在中国每个一线城市，都应该有几百家到上千家的俱乐部，而相当多的业余爱好者，愿意为诸如会籍、教练、联谊比赛等付费。

按每个俱乐部有10个左右的教练来算，就会解决上万名专业人员的就业。北京的球类或健身教练的时薪为200元—300元人民币。依此计算，他们的月薪应在3万—5万之间。即便在一线城市，这个收入亦足可观。

但问题在于，即便在大家看来这类群众“玩一玩、耍一耍”的小事儿，政府也要管起来，各级体委足协，死死把持着绝大部分行业资源、权力和*。

这不仅窒息了行业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也釜底抽薪地断绝了全球*项目如足球的锦标机会。没有相当数量的、相当水平的基层组织和人群，怎么能连续不断地培养出好的运动员和团队呢？

另外，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取才用人更重实效。如果中国的企业主体是民营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充满活力和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其老板和股东大部分也是非名校的非学霸学生，就业情况会不会供需两旺，彻底改观？

解决天价*，就要先解决学历崇拜，要解决学历崇拜，就要先解决社会组织、企业、人群的多元发展问题。

要让不同行业、机制（包括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都能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一个14亿人口，每年大学应届毕业生达800万、初就业青年人数达1500万的国家，怎么可能只靠*、几百家大型国企、央企、名企来解决就业呢？况且工业4.0年代，规模大未必就等于雇人多。

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在*大倡创新创业的年代，这本不是麻烦，而是希望。万千学子，本该走出多彩人生。

家长也不容易，望子*时是虎妈，舐犊情深时是慈母，本也无意让孩子成为十年寒窗，一朝范进，怎奈千军万马独木桥。

政府永远不是解决就业的直接操盘手。政府的职能是放水养鱼，不添麻烦、不设障碍，自然就会出现大量充满活力的企业和能人，这才是解决80%非学霸学生就业的根本。

救救孩子！顺便解决*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