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养老，老有所依，是国家刚出的政策吗？

答：四大试点城市北京、武汉、上海和广州都找到了接受以房养老的客户，共有22户家庭获得承保，这些家庭包括孤寡、失独、无子女、空巢和有子女老人。

答：目前，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而“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已是绕不开的话题。**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7.3%。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
对此，有专家认为，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以房养老”保险的市场动力及其意义。随着人口结构变迁、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空巢老人数量持续增加等，这些因素都将支撑以房养老保险市场的兴起。
实际上，早在2014年6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并提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个城市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为2年。而到期后，又将试点期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还将试点范围扩大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省等部分地级市。
同样，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反向抵押保险等适老性强的商业保险，并提出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反向抵押保险业务，在房地产交易、登记、公证等机构设立绿色通道、降低收费标准，简化办事程序等。
尽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但“以房养老”保险的局面还没有多大进展。截止今年6月，有多家保险机构获得试点资格，但开展业务的仅幸福人寿一家，且完成承保手续的不足百户。
显然，“以房养老”保险俨然成为了“小众化”产品，并没有被老年人所广泛认可，这究竟是为何呢？我们归纳为四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房产作为家庭重要财产要留给子孙后辈。老年人通常不会轻易出售或抵押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求。老年人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方式，把房产留给子女，由子女来给自己养老。
第二，在房价不断攀升的经济背景下，老年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房价会一直涨下去，但是金融机构却出于风险因素，对老年人房产的评估往往低于市场交易价，这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投保热情。

答：这是金融养老、以房养老的方式之一，在国外较为普遍，在国内发展还刚刚起步。这次《意见》以试点形式写了进来。应该讲这对于老年人、对于保险公司都是利好消息，如果试点成功的话，对于解决老年人的养老资金问题，盘活已有房屋资源，扩大保险公司业务都有积极意义。
对此，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发布《意见》，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同时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服务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即所谓“以房养老”，只是“完善投融资政策”中的一句话，而且明确是开展试点。在随国务院《意见》同时下发的重点任务分工中，也只是45项重点任务分工中第27项有关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中的一个子项目。该负责人表示，国务院《意见》中明确提出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等多种养老服务模式。
在投融资、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补贴支持、人才培养和公益慈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大、含金量高的利好举措。对健全工作机制、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强化行业监管、加强督促检查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开展“以房养老”在国外一些国家已有成熟的做法。这次国务院《意见》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开展这方面的试点，是积极慎重稳妥的，目的是探索符合国情、满足老年人不同需要、供老年人自主选择的养老保险产品，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进而构建多样化、多层次、以需求为导向的养老服务模式。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我国未来将以多种途径应对养老问题，在政府兜底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以房养老”是市场化运作的一种高端化服务，是自愿的、自主选择的行为。窦玉沛指出，《意见》明确提出政府要坚持保障基本，重点为城乡“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兜底责任，对城乡困难老年人是利好消息。同时面对广大公众将着力构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保障模式。
国土部：宅地70年后续期不影响以房养老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期到期后，如何自动续期尚无明确规定，是否会影响一些人的以房养老计划？国土部官员认为，不会影响。
《物权法》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期期满后怎么办，只有四个字“自动续期”。这让不少人担忧，以普遍的70年使用期为例，70年后续期是否需要交钱、如果交钱交多少、怎么交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更让有以房养老想法的人心存顾虑。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表示，尚无具体规定，但他认为不会影响到有以房养老想法的人的计划。
相关政策
1 “以房养老”或解决养老金短缺
“以房养老”是国际上成熟、普遍养老方式之一，国内初起步
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金“缺口”成为学界和公众担心的问题。“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国际上成熟、普遍的金融养老、以房养老方式之一，在国内却初起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说，这次《意见》以试点形式写了进来，对于老年人、对于保险公司都是利好消息，若试点成功，对于解决老年人的养老资金“短缺”问题，盘活已有房屋资源，扩大保险公司业务都有积极意义。
2 医疗机构“入驻”养老机构
各地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
《意见》提出，各地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卫生管理部门要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开设老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做好老年慢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按照国务院部署，我国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建立社区医院与老年人家庭医疗契约服务关系，开展上门诊视、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服务，加快推进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试点。
3 新建社区须配建养老设施
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标准配套建设
《意见》提出，凡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验收和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的居住（小）区，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设施。
詹成付介绍，国务院要求，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出台具体政策，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各地各单位可将闲置的公益性用地调整为养老服务用地。
《意见》明确，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开办的养老机构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优先保障供应。同时，詹成付称，民政部将会同国土部等部门制定政策，严防以兴办养老机构之名，行经营房地产之实。

答：　　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金“缺口”成为学界和公众担心的问题。以“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为内容之一的以房养老在国内试点初即被寄予期待，认为“以房养老”的模式可以为老年人养老提供更多资金保障，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
　　作为国内首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幸福人寿“幸福房来宝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A款）产品”于3月25日获得保监会审批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个试点城市推出。老人在参保后，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由专业的评估机构对房产进行评估，幸福人寿将定期向老人支付养老金直到老人去世。该产品是非参与性产品，幸福人寿不参与分享房产价值上涨部分，无论房价涨跌，老人都将领取固定的保险金。当老人身故后，幸福人寿再将房产处置所得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剩余金额将返还给老人的继承人。
　　在上海政策试点后，有近70位老人前来咨询。通过律师调查、房屋抵押登记、公正等相关手续后，7月2日，幸福人寿上海分公司向第一位投保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客户发放了第一笔养老金。
　　据幸福人寿湖北分公司相关人员介绍，公司在一定限度内承担投保人长寿带来的超额给付。据统计，此款保险产品因人而异，受男女性别、年龄大小及房屋价值多少影响，每个投保者领取的养老金有很大差别。如70岁的男性以评估值为500万元的房产抵押投保，每月可领取养老金为1.8万元左右。
　　从全国范围来看，“首批投保的客户既有孤寡老人、失独家庭、空巢家庭，也有有子女家庭的老人。”幸福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目前共有12户共22人签约，相比我国2亿多老人基数来说，占比微乎其微。
　　而湖北省政府今年出台了贯彻落实保险“新国十条”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合众人寿、幸福人寿等公司都申报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湖北未来将指导已开展试点的保险机构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积极在武汉打造幸福人寿的“货币型模式”和合众人寿与养老社区对接的“实物型模式”等两种以房养老保险试点模式，形成可供全国其他地区借鉴的“武汉模式”。

答：以房养老是依据拥有资源，利用住房寿命周期和老年住户生存余命的差异，对广大老年人拥有的巨大房产资源，尤其是人们死亡后住房尚余存的价值，通过一定的金融或非金融机制的融会以提前套现变现。

答：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丹麦、芬兰、挪威依次占据了前3席，瑞典名列第7。超级大国美国位列榜单第11名，中国则排在第112位。
北欧人为什么如此幸福
　　10世纪时，几个丹麦人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河岸边的一个送信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没有领头的，”他们回答道，“我们都是平等的。”
　　2012年4月，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报告提出了一套国家幸福指数(Bhutan’s GNH Index)体系作为测评全世界各国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其中包括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人际关系、高就业率和高质量的工作、相互信任和尊敬的社会生活、身心健康、供养家庭、良好的教育等。报告显示，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丹麦、芬兰、挪威依次占据了前3席，瑞典名列第7。超级大国美国位列榜单第11名，中国则排在第112位。
　　为什么北欧人如此幸福呢？第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北欧国家都是富裕的工业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的洪流冲击了北欧诸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里，丹麦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将近200%，挪威增加了150%，瑞典则增加了250%以上。20世纪60年代之后，北欧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福利**完备的地区之一。1970年以后，丹麦一直处于世界人均收入的前列。2002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9593美元，位列世界第6名。2005年，挪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卢森堡位居第二，瑞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洲国家第4位。
　　其次是北欧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北欧国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与经过资产调查、只针对穷人的选择性政策相反，北欧福利制度是普遍主义的全民社会保障模式。其政策涉及教育、住房、医疗保险和妇幼保健、养老金、失业救济、职业事故保险等领域，覆盖了人生的各个方面与各个时期，可谓“从摇篮到坟墓”编织了一张规避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各种社会风险的安全网。丹麦政府将税收的40%用于社会福利，其中13%用于教育和科研，丹麦所有的普通**都是免费的。
　　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广泛，而且普遍。享受社会福利成为公民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福利国家致力于消除基于性别、年龄、阶级、家庭状况、种族、地区等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普遍的待遇包括养老保障金、向所有有子女家庭提供家庭津贴或儿童津贴。北欧各国地方政府提供的完善的社会服务是其福利制度的亮点之一。“在你出生之前助产士就已随时待命；在你呱呱落地之后，保健护士会上门拜访；一旦爸爸妈妈重返劳动力市场，专业的儿教人员就会接手照顾你；**的牙医会从你三岁开始提供长达12年至15年的服务；教师会引导你完成**和**的课程；护士和医生(一些来自公立医院、部分来自私立医院)为你的一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当你失去自理能力，家政工人会上门提供清扫、购物和个人护理等服务；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养老院居住(虽然目前有些供不应求)。”
　　因此，北欧国家的福利往往是更多地针对个人，而非家庭。传统社会中很多原本属于家庭的服务功能都社会化了。
　　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家务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化，因而妇女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生活，这就解释了北欧福利制度为什么会以“对妇女友好”而著称。挪威学者海尔伽·海纳斯指出，“生育走向公共领域”的发展趋势正是对妇女友好政策的关键。与欧陆模式倡导的“男主外女主内”不同，北欧国家推行普遍的双薪养家模式。通过父母津贴和父母假期等一系列规定，父母双方都是职工又都是保育者的观念深入人心。工薪母亲能够得到公共基金资助的日托幼儿园的帮助、允许请假照顾生病的孩子。2000年，丹麦90%的3-5岁儿童在日托中心注册，专门在家照看孩子的家庭妇女几乎消失殆尽。同时，一些北欧国家也开始对妇女从事的家庭照顾工作进行重新评估。1992年，挪威国家保险体系承认照看7岁以下的儿童、老人、病人和生活有障碍的人等不支薪的看护工作等同于雇佣劳动，给许多从来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追加养老金。
　　第三，是其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随着工业化进程，北欧各国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制订了详尽的土地使用政策，并采取许多措施限制加工企业的分布地区，使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降至**小。同时，北欧国家积极保存农村地区的完整性，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来保护人文遗产和自然环境。20世纪70年代，丹麦和挪威分别建立了环境部。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联合国的环境大会。环境教育普遍深入，北欧各国公众对环境问题十分关注，有强烈的“绿色意识”，关爱和保护自然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在整个北欧，消费产品都根据环保标准贴上了标签，对生态友好的产品用一个天鹅或海豹的图形来表示。作为环境规则倡导者，北欧国家积极通过联合国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1983年，联合国设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监测人类、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1987年，在挪威人布伦特兰德(Gro Harlem Brundtland)的领导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国际大辩论。此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欧洲大行其道，并成为全球发展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
　　**后，北欧式协商民主带来的阶级合作与政治稳定。10世纪时，几个丹麦人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河岸边的一个送信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没有领头的，”他们回答道，“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广泛存在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自由民头脑中的朴素的平等理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欧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以其平稳渐进的特点令世人瞩目。由于大量移民北美，北欧社会所有在经济、社会和宗教中遭受的挫折得以消释。从整体来看，工业化进程在速度和强度上都非常适中，使渐进的调整成为可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阶级结构，使北欧**终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开创了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模式与不列颠式民主模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北欧，一党多数组成的政府是一种可能性，而非规则。即使在多数党政府统治时期，如1945至1961年间的挪威，北欧各国政府仍是遵照利亚法特所谓的“共识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政治民主的实质就是公众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纵向地看，是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参与；横向地看，是地方和地区政府的参与。这种广泛政治参与表现十分明显。战后在北欧各国的议会选举中投票人数超过全国人口的80%。比照国际标准，斯堪的纳维亚政党和利益集团成员数量庞大、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高、内部管理民主，因而成为有效的民意代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