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都去哪儿了？
这是唐山烧烤店暴力事件发生后，从女性视角的发问。
流出的视频显示，除了那几个行凶的暴徒，事件发生时还有多位男人在场。其中一位，紧紧将女性朋友护卫在怀里，当她几次挣脱欲施救时都拉了回去；另据媒体报道，还有男性在场者选择了离场（走了500多米）报警。
暴徒们必将为其恶行付出沉重代价。人们想知道的是，当 girls help girls 时，为什么其他在场男人没有挺身而出，制止恶行？
面对邪恶的暴力，激情和愤怒是必要的，但仅仅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毕竟，道德主要是一种自律；虽然，罗翔说，“这种自律也许比法律的他律更重要”，但它只能出于内在的自觉而非他者的强制。
暴力降临时，民众自卫或者见义勇为，是私力救济的体现。私力救济的空间与尺度，既与个体的道德自觉、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更取决于制度的约束。
就一个经济体而言，社会资源组织、动员等方面控制越严，私力救济的空间就越小，反之则越大。与此相关，公权力的扩张，会不断挤压私权力的空间，包括私力救济。
近几年，公权力扩张的典型代表，是yiqing防控。有些是法律规范的范围，有些是地方政令的伸张，还有一些纯粹是假借的名义，比如村民断路设卡。当公权力以一种宏大叙事出现，导致私权力急剧萎缩，甚至产生部分衍生伤害时，私力救济就至为脆弱。
道德意义上的见义勇为，是历来被鼓励的，但一旦上升到法律，就存在认知（证据）的边界；暴力事件里的私力救济，我国有一个专门的法条进行规范，那就是正当防卫，越过了法律的一定边界，则叫做防卫过当。
以上两种，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都发生在江苏。一个是彭宇案，公认为极大地压缩了见义勇为的空间，直到今天；一个是昆山反杀案，捍卫了个人正当防卫的权利，法还出台了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这两个事件，遑论前者，即便是后者，也并不意味着私力救济的扩张，而只是正当防卫法定权利的重申。
唐山烧烤店的其他在场男人，基于道德自觉和文明进化，如果挺身而出，这种男人一般会被舆论赐予“热血男儿”的称谓；但现实是，或者是天性懦弱，或者是基于理性的成本算计，他们选择了回避和躲避。
离开现场打电话报警，是一种成本小化的私力救济。这又被视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的变种。
正如有论者后来分析的，这种事件下的见义勇为者，如何防止被认定为“互殴”，以及造成伤害后的民事刑事责任界定，一般个体往往无法承担类似边际成本。这已为大量社会实例尤其是司法实践所证实。于是，回避和躲避成为在场者的应激反应。
绝不是要为懦弱和冷漠辩护，公序良俗从来与每一位个体的主动作为息息相关；值得思考的是，激情和义愤之下的见义勇为，何以大范围地被替换为理性算计之下的回避，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之下的私力救济？这其实是经年社会规范和制度运行的物化沉淀，甚至是必然结果。兹不展开。
一言以蔽之，社会（出险）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制度设计的本义即属于公权力的救济范围，并不鼓励私力救济。请注意，“不鼓励”是个中性词。
令人悲怜的是，私力救济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正如唐山烧烤店暴力事件之外的另两个举报案例，迅速进入警方打击视阈，实属偶然。
让我们从社会领域跳入商业领域：房企出险，应该是私力救济，还是公权力救济？
还是那两个关键词，边界与成本。
按照官方口径，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处置，房企自己要承担主体责任，换句话说，这理应是企业个体私力救济的范围；但当风险已经向外部溢出，企业个体无力控制时，私力救济就过渡给了公权力救济。
与见义勇为、正当防卫一样，这里也有个边界，但边界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见，可以量化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当你掉到河里，水深只有齐腰齐肩深，你站起来就可以走到岸上，但你非躺着不动；深夜在马路中间摔倒了，你完全可以爬起来走开，但你非躺着不动——在私力救济可及的范围内，放任更大的灾难发生。
有的小房企出险后躺平，就是这样的。那就躺平好了。
有些大中型房企，出险后选择私力救济，但风险仍然有外溢的可能，此时，公权力要不要救济，以及何时救济？
这就涉及到成本。当其风险外溢的伤害远大于公权力救济的成本时，后者理应出手施救。但如何计算其中的成本差额，并没有可量化的标准。它的边界，就是公权力的自由裁量权。
公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全世界都是个难题。当年金融危机，同是大型私营企业，雷曼兄弟出险，公权力没有施救，从经济学的理性算计来看，应该是公权力救济的成本要大于任其破产倒闭的成本；而房利美、房地美出险，公权力却出手施救，应该是公权力救济的收益（含社会边际收益）要大于任其破产倒闭的成本。但救与不救的边界，揆诸法律可能并无明文规定，这是公权力（含议会讨论）自由裁量的空间。
当房地产整个行业迅速下行，其风险向外部汹涌溢出，监管部门进行了政策的调整、纠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对有关政策进行了放松、优化。这是行业性的普遍性的公权力救济。
具体到企业个体，前面说了，是私力救济为主；当其风险溢出，私力救济无力遏制时，公权力救济就现身了。其中有一个非公开的指导原则，即属地政府牵头。
公权力救济，要计算成本和收益。这里不仅有直接的商业成本，还包括边际社会成本，以及收益。海航集团出险，如果从直接的商业成本考虑，资不抵债，理论上应该任其走向破产，但公权力施救，更多是从边际社会成本和收益考虑；HD亦是如此。
我们看到，有些大中型房企出险，企业在私力救济（自救），公权力没有直接施救，但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而是予以窗口指导：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有的大型房企和头部房企出险，公权力救济，也是主要着眼于后者——因为它们外溢的边际社会风险（对民生的伤害与稳定的威胁），在公权力的计算里，权重更大。
同样堪怜的是，公权力的运行本身就是低效率，而算计又需时日，度量不无偶然，因此，公权力救济成功的大型商业案例，概率既小，数目又稀。
有时我们也会问，房企出险时，私力救济期间，AMC等白衣骑士去哪儿了？
它们也在算计成本呢。其所需的时间，可比暴力事件在场男人的应激反应，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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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力救济与房企自救
